2026年8月7日，我院商玉萍、时省老师应邀在《经济》杂志围绕“以‘无用’之基铸‘大用’之柱”刊发主题理论文章。《经济》是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期刊，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文章立足“十五五规划”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基础研究的部署，阐释基础研究依托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赋能科技自立自强，梳理我国在顶层设计、经费、科研平台、原创成果上的亮眼成果，点明投入结构失衡、企业参与不足、评价机制僵化、国际合作偏弱等短板，提出从优化投入、激活企业、革新评价、扩大开放四方面重构创新生态，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助力我国迈向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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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列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继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所在。2025年，我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上升至第9位，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仍存在经费占比不高、企业投入不足、评价体系与开放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厘清基础研究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逻辑，补齐短板、系统施策，已成为当前紧迫任务。
基础研究的赋能逻辑
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体系的源头和技术问题的核心，其赋能科技自立自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着深刻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从知识生产的源头供给，到驱动科技革命的引擎作用，再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钥匙，基础研究的战略价值贯穿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全链条。深刻理解这三重逻辑，是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前提。
从理论逻辑看，基础研究是创新链的源头供给。从创新经济学的视角看，基础研究处于知识生产链条的最上游，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支撑。没有“从0到1”的原始创新，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学者唐纳德·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理论，强调基础研究并非与应用对立，而是形成双向互动的张力场。量子力学、相对论、DNA双螺旋结构等基础理论的突破，为现代信息技术、半导体、激光、核能、航天航空等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高回报”的显著特征，其成果转化往往需要20年至30年甚至更长的滞后期，但一旦实现突破，就会产生持久而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
从历史逻辑看，基础研究是科技变革的核心引擎。纵观科技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经典力学等近代物理学成果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得益于电磁学等基础科学的进步；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信息论等为基础，推动了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生物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清洁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其背后依然是基础研究的深度积累。从英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世界科技强国的崛起无不以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为先导。基础研究为技术突破提供源头活水，没有深厚积累便难以持续领先。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若要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
从实践逻辑看，基础研究是突破瓶颈的关键钥匙。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的本质是“科学—技术—产业”链条中的知识断点。例如，我国高端芯片受制于人的背后，是光刻技术所依赖的极紫外光学、精密测量、材料辐照等基础科学问题未能自主突破；航空发动机发展遭遇瓶颈，其根源在于高温合金的相变机理、湍流燃烧的数值模拟等基础研究的滞后。我国高端数控机床长期依赖进口，其精度与稳定性短板同样源于基础材料学、摩擦学及精密测量技术的积累不足。《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我国在“创新绩效”方面仍有待提升，基础研究力度仍需增强。长期以来，我国应用研究能力虽强，但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只有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才能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基础研究的初步成效
近年来，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持续强化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下，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经费投入的跨越式增长，到高水平创新平台的加速布局，再到原创性科技成果的竞相涌现，基础研究整体实力已跃升至新的量级，为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能力基础。
一是顶层设计协同发力，基础研究战略地位持续强化。面向“十五五”，党中央将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全局的突出位置，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明确信号。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协同制定专项政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持续深化改革，2025年共资助各类科学基金项目5.88万项，资助经费370.69亿元，试点实施重大非共识项目，设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在团队类项目中为年轻团队单设赛道，深入实施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二是财政投入同步拓展，基础研究经费体量实现历史性跨越。2025年以来，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达2.8%，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7.08%，首次破7，创历史新高。2025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安排较上年增长12.1%；2026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为1169.4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在企业投入方面，中央企业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4亿元，占研发投入比重达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4个百分点。
三是科学装置联动布局，基础研究平台能级显著跃升。“十四五”期间，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在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已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37个科技设施平台项目中已有29个进入科研状态；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成功出束并带光联调，成为亚洲首个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粤港澳大湾区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四是原始创新持续涌现，基础研究成果实现量质齐升。我国基础研究在国内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和国际高影响力产出两个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重大成果密集涌现。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涵盖嫦娥六号样品首次揭示月背演化历史、基因编辑猪肝植入人体、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现“亿度”运行等重大突破，覆盖深空探测、能源技术、生命健康、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战略前沿领域。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22.4%，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
基础研究的结构性短板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基础研究距离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仍有明显差距。当前，基础研究发展仍面临投入结构不优、企业主体缺位、评价机制不全、开放格局不足等结构性短板，这些深层次矛盾制约着原始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一是经费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2012年至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从499亿元增长至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8%提高到7.08%，但距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反映出我国基础研究长期投入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此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配比关系尚需进一步科学论证，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周期偏短、竞争性过强的制度安排，与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的特点存在一定张力。
二是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我国企业虽已成为研发投入的主力执行主体，但高度集中于试验发展环节。2023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自身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仅为0.7%，即使纳入应用研究投入，合计占比也仅为3.5%。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模仿和集成创新阶段，缺乏面向产业前沿进行基础科学问题凝练的意识和能力。与美国贝尔实验室、微软研究院等“从0到1”的原始创新布局相比，我国企业在量子计算、脑科学、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长期布局明显不足。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科技成果定价机制、潜在价值商业化评价模式仍需健全。
三是科技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尽管国家大力扭转“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不良倾向，但在实际操作中，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仍占据权重，难以真正体现基础研究的原创价值和长远意义。项目资助周期偏短、频繁的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挤占了科研人员的潜心研究时间。青年科研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职称晋升中面临“论资排辈”的隐形门槛，科研资源向头衔人才过度集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非共识”原创探索项目获得资助的机会仍然偏少。
四是国际开放合作格局有待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是基础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支持科学界发起“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国际子午圈”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但整体上我国牵头发起的大科学计划数量与美国、欧洲相比仍有差距。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的中国科学家数量有限，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待增强。基础研究开放度不够，我国学术评价体系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不利于吸引人才和开展深度国际合作。
基础研究的生态重构
破解基础研究发展的深层瓶颈，需要从系统性思维出发，构建“投入优化—主体激活—评价改革—开放合作”四位一体的创新生态。通过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形成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有效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应用的堵点卡点，以基础研究的跃升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质的突破。
优化经费投入结构，保障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一是设立“基础研究长期项目”专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单列“十年磨一剑”项目通道，对通过遴选的优秀团队给予连续10年的滚动支持，其间不设中期检查，仅进行年度备案，让科学家真正“坐得住冷板凳”。二是改革项目资助周期。将面上项目、重点项目资助周期在4年基础上进一步延长，探索“申请一次、资助两次”的接续模式，减少科研人员反复申报的负担。三是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探索设立企业基础研究专项税收优惠，支持领军企业联合高校院所设立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作用，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基础科学问题。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生态。一是建立“企业出题、全国揭榜挂帅”机制。建议面向全国高校院所“揭榜挂帅”，对揭榜成功的项目给予资助，成果在企业优先转化。二是培育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梯队。支持行业领军企业设立企业研究院、前沿科学中心，围绕产业共性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长期布局。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三是建设高水平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依托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搭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贯通式平台。加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分行业分领域建立孵化平台，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
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潜心研究的良好氛围。一是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对基础研究重点评价原创性、科学价值和长远影响。针对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类型研究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彻底破除“五唯”倾向，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二是推行长周期稳定支持制度。扩大基础研究长期项目资助规模，推行“少检查、少干扰”的管理模式，允许将不超过30%的经费用于探索性、风险性研究。加大对优秀青年科学家的稳定支持力度，在项目申请、职称晋升中破除“论资排辈”的隐形门槛。三是加大对非共识、高风险原创研究的支持。扩大重大非共识项目试点范围，建立专门的评审通道和容错机制，为颠覆性创新提供“冒险空间”，鼓励科研人员敢于探索“无人区”。
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基础研究全球影响力。一是积极参与和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围绕空间科学、极地科考、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主动牵头发起或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平台，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汇聚，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二是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面向全球引进顶尖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才，设立来华卓越科学家基金，为外籍科学家来华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支持我国科学家到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事务中的影响力。三是深化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扩大资助规模和覆盖范围，设立国际合作专项，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更多科学家和团队开放大科学装置。建立国际通行的学术评价互认机制。在国家级人才计划和项目评审中，主动引入国际小同行评审。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创新正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处于“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关键阶段。只有深刻把握基础研究的底层逻辑，直面投入结构、主体协同、评价机制、开放格局等深层次问题，以系统性思维推动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才能真正筑牢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未来，要持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更加有力地支撑和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
